原標題：新時代該怎么做新教材
中國現有2.75億學生，出版的教材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這是關乎為實現中國夢培養一代代年輕人的重大問題。 本報見習記者 楊志成 攝
“教材如同母乳一樣，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它是最基礎的，也是營養最豐富、最安全、最容易消化和吸收的。”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4月10日由中國版權協會主辦、國家版權創新基地承辦的“遠集坊”第八期講壇上，呼吁中國應該有一批致力于把教材編寫作為終生事業的學者、出版者。講壇上，來自教育界、出版界的多位專家就新時代、新教材主題進行了熱烈的研討，并紛紛為新時代該怎么做新教材支招兒。
教材出版任重道遠
“2016年我國出版圖書總量約50萬種，總印數達90億冊。其中，教材整體數量達8.9萬種、33億冊，而中小學教材就達1.2萬種、28億冊。由此可以看出，中小學教材占據著教育出版的重要位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魏玉山用一組數據說明教材出版在我國出版業的重要地位。
“教材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的認知，也體現國家意志。教材是傳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載體。”“中國現有2.75億學生，面對求知欲強烈的他們，我們出版的教材該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這是關乎為實現中國夢培養一代代年輕人的重大問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黃強說。
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馬國倉說：“教材離我們很近，教材離我們也很遠。近，是因為我們都使用教材，促進成長;遠，是我們雖使用教材，但大多不知教材背后的故事。”
“教材非常重要。做教材、編寫教材、出版教材的人使命光榮。在新時代，教材編寫與教材出版任重道遠。”黑龍江出版集團董事長、總經理李久軍如是說。
面對目前中小學教材的立體化和數字化建設改革，一本教材的容量是有限的，孩子們對于知識的需求又是海量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黃強說，對于教育出版單位來說，就是要積極主動地去迎接數字化時代。2016年教育部印發通知，要求各地學校完善教育信息化的“三通兩平臺”建設與應用，教材出版怎樣適應這一數字化教學變化呢?目前，人教社已經成立了一家擁有200多人的數字公司，承擔著數字教材出版工作。此外，社會上也有各種機構，包括新媒體機構、民營機構都在做教材、教輔數字化。如何出版好能適應教學場景、滿足教學需求的數字化教材，業界仍需不斷地探索。
必須堅持正確導向
教材也稱為教科書。它既是教師的教本，也是學生上課的學本，可以說它是學校教育和課堂教學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依據。人教社作為我國第一大教育出版社，對于教材出版有何新的認識呢?黃強說，教材建設有3個“事關”：事關黨對教育工作領導，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旺發達和后繼有人，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教育的基本問題就是要解決培養什么人、怎么培養人的問題。而教科書就是解決怎么培養人、培養什么人的重要載體，因此有學者將教科書的變遷稱之為“民族紅”。“無論是從出版的內涵、傳播知識、弘揚文化、傳承文明的角度，還是從出版業的結構和規模上來說，應該說教科書對出版業都起著極為重要的支撐作用，就如當年擔任人教社社長的葉圣陶先生分析的那樣，從廣義上來說，出版工作就是教育工作。”黃強說。
李久軍認為，由于教材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因此編寫者、出版者必須高度重視其道德與政治引領作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主任田慧生說：“教材的編寫與建設要著眼于未來人才培養。教材不僅是載體、母乳，還是精神食糧的源頭。因此我們要著眼于塑造面向未來的、適合社會發展的高質量人才，這首先要體現在教材的導向和質量上。”
“教材事業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度融合的事業，社會效益做好了，經濟效益就有了。”黃強舉例說，現在我國教材出版工作本身就是公益性的，在義務教育階段，教材是由國家掏錢來讓學生免費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教材出版的經濟運作模式首先是限價的，這也叫保本微利。人教社一般采取給各出版集團租型方式來運營，甚至會免費為少數民族地區提供翻譯好的民文教材租型，這也是人教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社會效益第一的理念的體現。
其他學科也需統一
2016年10月，中辦、國辦發布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為新時期教材建設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制度保障。2017年7月，國家教材委員會成立。2017年9月，由教育部統一組織編寫、由國家教材委員會審定通過的義務教育統編三科教材(即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正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起始年級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高中階段三科教材的統編工作也已經正式啟動。至此，我國已形成了統一與多元相結合的教材編寫使用格局：三科教材“一綱一本”，其他教材“一綱多本”。黃強說，上述重大舉措的實施，是與黨中央提出的“五大文明建設”“五大發展理念”等精神相適應的，標志著中國教材建設步入了新時代，“目前三科教材計劃實現‘三年全覆蓋’，即到2019年從小學一年級到初中畢業9個年級全部使用三科教材。從編寫的角度來說，現在審定工作已經完成了，后面就是怎么完善的問題了。”
新時代的教材建設應堅持什么原則?黃強認為，要加強教材建設必須堅持5個方面的原則：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特別是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真正做到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尊重教育規律，提升教材質量;加強教材的立體化和數字化建設;以人民為中心，做好教材出版服務相關工作。
三科教材“一統天下”后，是否還需要推進其他學科教材的統一?田慧生認為，我國改革開放40年教材建設體制也是在不斷變化中。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定制，到20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走向審定制，教材實現了多樣化，現在進入到國定制和審定制相結合的新階段。未來涉及意識形態、國家主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教材，都會做到“三統一”，即統一編寫、統一審查、統一使用，可能會涉及各級各類教育領域。目前，中小學三科教材已先行一步，它其實是一種國定制的表現，但并沒有完全回到國定制，因為教育領域其他各學科的教材現在依然是審定制，即多版本、多樣化教材只要通過國家的集中審定、審查，就可以正式頒布供各地選擇使用。
人民音樂出版社社長莫蘊慧在肯定三科教材出版質量的同時，也提醒教育界、出版界要高度重視藝術學科教材編寫質量問題。她說，由于引進競爭機制，其他類別教材的編寫與出版種類較多，而且“還挺亂的”。她提議，教材課標編寫組里應該增加專業出版人的參與，這樣會令教材呈現更好的效果。李久軍對此也表示認同：“三科教材需要統一，但不應僅限于三科。”
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董事丁雙平則提出，在三科教材統一走向正規后，教育界和出版界還應該注意到目前中國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作為地方出版機構，應該做好配合三科教材的教輔出版，因為這樣可彌補一些教學資源的不均衡。
